色情av

　　胡莉芳，系色情av 教育学院教授；卢荷，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21世纪，新科技革命引领产业变革，科学、技术和生产加速社会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驱动学科的反思与重构，有组织或自发形成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推动了学科交叉活动和交叉学科新时代的到来。对知识生产和社会进步而言，学科的反思与重构和交叉学科的突破都意味着亟须建构相应的科学共同体，共同应对内外部风险与挑战。学科间、学科与社会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建构，既是新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

　　一、问题的提出

　　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形成了交叉学科的三种实践类型：一是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类交叉学科进入了学科目录，具有最完善的制度保障，其合法性地位最高，容易整合资源形成研究合力，但可能掣肘于不成熟的范式和常规的学科评价体系。二是高校自主设立的交叉学科，按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管理，在灵活性和创新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制度保障、资源配置等方面有待完善；同时，由于主学科效应，研究者可能难以摆脱原有学科的局限，避险意识和利益最大化使得真正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教师数量有限，难以形成强大的研究合力。三是有组织或学者自发形成的学科交叉，未被纳入学科目录，其运行依赖于平台或研究者的个人热情与努力，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但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成员构成不稳定，身份不明确。这三种类型的交叉学科发展阶段不同、学科身份不同、建制化程度不同，影响塑造了不同的共同体：一是已成为二级教学研究单位的交叉学科共同体，如区域国别研究院、集成电路学院等；二是学院下设的二级交叉学科共同体；三是交叉研究院或学者自组织的学科交叉共同体。当前学科交叉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但由于交叉学科的发展性和阶段性特点，共同体建设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问题，包括新范式建构与已有范式的参与，制度体系化与学科框架的局限，研究合力与知识网络的建构，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协调，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统筹等。面对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化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发展需求，我们亟需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交叉学科共同体，以促进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推动创新与发展 。

　　二、学科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

　　“共同体”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由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F. Tonnies）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描绘了一种在地缘和群居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紧密群体关系，这种关系以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为核心。学科共同体是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群体，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942年波兰尼（M. Polanyi）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科学共同体”，20世纪60年代库恩（T. S. Kuhn）发展了这一概念，讨论了以范式（Paradigm）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学科共同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其建构意味着从科学家的个别认识与个体知识劳动转向共同认识与集体知识劳动，其内在规定性体现在范式、学术网络以及学科伦理道德等三个主要方面 。

　　（一）自然属性：范式及其改造

　　范式是学科共同体的自然属性，是学科共同体在现实性上区别于个体、社会的本质属性。范式是学科共同体成员在一段时间内的问题领域、研究方法、解谜方式、标准、规则、符号概念、共有承诺和边界，一个成熟的范式是一个公认的模式，具有稳定性，使得共同体成员从事高度内敛的学科科研活动，这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范式的基础是“正确”概念与概念体系，概念及其网络变更是交叉学科、新学科生成的重要信号。范式建构了学科共同体的发展逻辑，在范式的不同阶段，学科共同体在紧密耦合与松散耦合之间移动，范式质变时期往往就是科学革命之际，紧密耦合的常规学科共同体重组为松散耦合的学科共同体，交叉学科共同体在生长 。

　　范式演进突破知识边界、改变学科分类、形塑学科共同体。任何一门学科都会经历由前范式到拥有成熟范式再到后范式三个阶段。在前范式阶段，所有人都在做科研，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具体方法、观点和相关规则等均不相同，因此易受外部因素干扰，学科知识结构发散，总成果没有集成度，无法收敛为某一理论，用库恩的话来说是“根本不像科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初期便具有此特点。在拥有成熟范式阶段，形成“常规科学—成就（学科共同体认可的）—范式（学科共同体拥有的）”链条，大体上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在后范式阶段，理论不再继续扩展，内部范式的边际贡献率递减，这门成熟的学科再次暴露在政治与经济的干涉之下，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科学革命以范式质变为标志，充斥着大量的知识量变和质变活动，交叉学科的诞生、共同体的形成常常被包含在这些活动中 。

　　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对范式进行改造的强烈需求。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科学基础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的影响而变化，学科共同体中的知识概念被重新定义，知识边界发生变更，范式在转换。即便如此，交叉学科及其共同体的成熟仍需要更多的条件，因为概念或概念网络的变更通常是困难的。一方面，常规学科范式的解谜通常是在排他性、教条、死板的“正确”概念网络内的有限活动，如同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制成的坚固盒子里，对盒子外的现象往往视而不见。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概念、标准、世界观等方面没有沟通。学科共同体相互独立，不可通约，而交叉学科需要延伸、渗透和跨界。另一方面，“在整个类的人类知识领域也存在着这种范式现象……整个人类的知识观念、知识行为和知识制度也深受某种范式的制约”，共同体成员和大众对科学的认识之间有温度差、时间差，局外人对一个新科技革命时代的认可往往发生于新知识向外辐射和渗透的时期。库恩的范式理论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之上，而今天科学发展具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特点，且共同体也融于更复杂的内外部关系，交叉学科范式需要更为广泛的知识基础和社会基础 。

　　（二）社会属性：知识交流的网络

　　随知识边界变化而形成的学术网络，通过知识交流展现了学科共同体的社会属性，具有知识和社会圈层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知识交流由个体到集体，由累进到反累进的变化扩张了学术网络，推动了学科共同体的发展。首先，知识是对“事实或者真理清晰而准确的觉察”，当心灵准确地描述真实世界时，我们便掌握了知识。因此，知识最初由个体掌握，获得共同体承认后扩展为公共知识，公共知识反过来又扩张了原来的学术网络。其次，“不同的共同体对于知识的建构不能叠加”，其主张和目标完全不同，还存在竞争关系，难以形成一个统一体，造成跨学科知识交流困难。根据库恩对知识世界内在运行规律的探索，知识的进步是“一种反对积累式、提倡革命式运行规律的进步模式”，因此，从个体积累到学科共同体内的累进，再到渗透边界、跨越边界及在不同学科间进行交互，知识累进、反累进的过程在不断形塑学术网络 。

　　另一方面，学术网络发展形成不同的社会圈层，推动学科共同体依靠一定规则进行分工和合作运行。科学知识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学术网络是“无形”的社会群体，借助核心主题和范式审查新出现的观点，新旧观点在其中迭代。这种“无形”的学科共同体的社会圈层规模和性质因学科特性和成员能力而异，可能是个人中心或群体中心，可能排外或开放，成员关系也有亲疏远近。其网络节点规模巨大，包含普通的学术社团与“专家圈子”，学术社团代表“个人以及群体做什么”的实然操作模式，聚焦知识的发展和传播；“专家圈子”或专家评审组代表“价值、渴望、忠诚是什么”的应然规范模式，聚焦建立标准、衡量价值、评估声誉，是权威的同行评议。从内外部看学科圈层，外部圈子是相对疏远的弱关系；内部圈子人数少、关系紧密、利益相关而有弹性。学术社团与“专家圈子”、外部圈子与内部圈子形成不同模式的知识交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推动学科共同体学术网络的运行 。

　　（三）精神属性：集体行动的逻辑

　　学科伦理道德是人类对待知识的实践态度和精神文化遗产，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学科共同体“质”与“量”能动的纽带。集体化的学科伦理道德是学科和学科成员长期社会化互动的结果，是学科内外力量的混合，即韦伯（M. Weber）强调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结合。“信念伦理”是应然的，不问后果的，纯粹信念的。“责任伦理”审视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为既定目标做出决定，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科学研究的惯例塑造了学科共同体信念伦理上的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的充分介入，使得学科发展有丰富的外部因素参与，共同塑造了学科共同体责任伦理上的社会规范。默顿（R. K. Merton）认为：“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达。它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具体而言，学科共同体信念伦理道德是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科学的批判精神，指向一种理想模式的伦理规范。在现实模式中，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代表绩效的市场，共同引导知识和学术网络的开放，对学术部落知识封闭性和权威性形成挑战。科学发展的“大科学”时代，学科共同体伦理必然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责任。由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互为补充，学科共同体在知识进步和社会需求双重逻辑上保持平衡 。

　　三、交叉学科的生成与转型

　　在微观内部视角上，交叉学科共同体具有范式、学术网络与学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基本属性，而站在历史和社会角度，国家、社会、市场等因素，与知识演进一起导入交叉学科的生成与转型过程。社会形态引领知识创新，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变迁，内外部逻辑结构上相互嵌套，运行上相互牵引，共同形成交叉学科演进的动力机制。具体而言，简单工业社会时期，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实用性需求助推了知识分化与学科交叉，学科化的同时伴生了学科交叉，交叉学科在大学以制度化形式生成，一些交叉学科共同体具有了实体形式，如研究所、研究中心等。这一时期，一部分交叉学科因循科学家兴趣自发生长，另一部分基于多学科协同解决生产需要而发展。进入20世纪后半叶，工业社会，或称复杂工业社会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系统性因素和学科互涉发展因素的双重拷问，驱动了交叉学科的生成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交叉学科共同体也在生长和发展，兼具工业社会“实用”知识和加速社会“复杂”知识，是具有双重特征的矛盾共同体 。

　　（一）生成：工业社会的“实用”知识

　　知识向“实用”演进建构了交叉学科生成的情境。在知识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对知识的控制由农耕文明的“自治”转变为工业文明的“实用”，人类知识形态从经验形态转变为分科的原理形态。“实用”使知识专业化、平民化，交叉学科以个人兴趣和跨学科活动形式生成，最终得以在大学制度化，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实体形式出现。

　　由“自治”到“实用”、从“经验形态”走向“原理形态”，现代性知识实现了不同类型间的交互。农耕文明的知识形态是整体的、形而上的，表现为“经验形态”的知识，人们把握世界往往囿于感官所及，范围限于具体生活情景，这决定了知识是一种没有受到外界力量过多干涉的“自治”状态。经验形态的知识基于经验且嵌入特殊境遇，知识无法大规模生产。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兴起，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建立了古典科学的基本纲领，简单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17世纪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原理形态”的知识，即在重视和依赖经验的同时，以普遍公式和系统推理表达的知识，其表现形态是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的量化规定性。各种需要使知识生产超越原有类型和地域，专门知识被加工转译为“通行”知识。在脱域和“通行”的演进中，知识走向现代性，由“自治”变为“实用” 。

　　“实用”的现代性知识在社会需求专门化和知识生产集约化的推动下，开始学科化并不断分化出新学科，交叉学科以科学家个人兴趣和跨学科运动两种方式生长。1637年，笛卡尔（R. Descartes）开创了解析几何，这是数学内部的第一个交叉学科。17世纪下半叶，牛顿（I. Newton）把天文学和物理学统一起来，创造了天体力学。威廉·配第（W. Petty）是统计方法的先行者，在17世纪开创了算术政治，对资本、财政和人口等经济活动进行量化统计。18世纪以后，学科交叉从知识领域向生产技术领域扩展，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古典科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形成了范式成熟的自然知识体系，也生成了大量的交叉学科，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M. B. Lomonosov）的“物理化学”和霍佩·塞莱（F. Hoppe Segler）的“生物化学”的提出和发展，成为全面的学科交叉时代的前奏。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界多次掀起学科交叉的浪潮，如芝加哥大学促进学科交叉的政策，深远地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世纪中期，跨学科的发展使学术合作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势，“大科学”“大社会学”“大人文”被首次提出 。

　　20世纪，有组织的跨学科运动兴起，交叉学科的发展开始在大学获得制度化保障。这样的进展与战争及战后的问题相关，也来自对学科过于专门化的批判。舍瑞夫（Sherif M）认为过于专门化使得学科内部专业信息冗余、组织边界壁垒高筑、评价标准单一、交流方式模式化，限制了跨学科学术想象力。对专门化的批判鼓励了有组织的跨学科运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的区域研究开始，跨学科项目逐渐增加。在大学学术组织中，每一个跨学科项目的增加都相应地增设了研究生课程。20世纪中叶后进入“电子时代”，在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数学方法进入数学模拟阶段，数学原理、方法的渗透使一系列与数学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登上科学的宝座。物理数学、计算化学、生物数学、数学地质学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经济数学有了丰富的内容，开始和人文社会科学大量交叉，统计学、计量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形成了新学科。同时，知识工作者的数量和类型、研究团队的合作迅速增加，工业实验室、智库等新知识生产机构对大学形成挑战。大学开始支持跨学科活动，以学科交叉抵抗日渐严峻的专门化，促进了新兴交叉学科生长。一方面，通过通识课程、第二学位或辅修学位等途径，跨学科性在本科阶段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能力训练、能力迁移等人才培养理念为跨学科项目提供合法性。更有甚者，如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以“重设知识边界”的名义建立新院系。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交叉学科与学科一样创办了学会、期刊、机构，得到政府、大学的支持 。

　　（二）转型：加速社会的“复杂”知识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复杂问题和新科技发展，社会变迁加速，知识发展从简单还原走向复杂化、系统化，这为交叉学科转型提供了新情境。对知识的控制从简单工业文明的“实用”转变为复杂工业文明的既“反思”又“实用”，知识存在普遍交叠，并不断地修正，形态越来越复杂。一方面，学科互涉的综合性发展道路成形，自然科学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虽然仍存在一定的主学科依赖现象，包括对研究方向、理论范式、组织方式和资源渠道的依赖，但总体而言，长距离交叉趋势加强，学科知识表现为以“大科学”为主的跨学科综合性知识。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到新能源、量子技术，交叉学科与更复杂的社会问题、科学问题相关联，知识生产重提有组织的科研，跨学科有组织合作至关重要。面对复杂性带来的知识弥散与不确定社会结构，交叉学科转型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共同体形式予以应对 。

　　四、认识交叉学科共同体

　　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质”“量”统一建构了学科共同体的内部稳定形态，蕴含社会性要素的“实用”知识与“复杂”知识交互导致知识的不稳定状态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转型。虽然在具体情境中交叉学科共同体往往是不稳定的、流动的、松散耦合的，但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出现是学科共同体认识和知识实践发展的结果，通过超越范式、超越学术网络、超越“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三对张力扩展了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交叉学科共同体既要满足实用知识的要求，又要处理日益复杂的知识体系，既要立足学科共同体的规定性，是参与的、默会的、理性的，又要超越学科共同体的规定性，是开放的、批判的、自然的，三对张力体现出一种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塑造了交叉学科共同体的二重特征，在参与与脱嵌、高语境与低语境、自然性与理性等不同维度上既矛盾又统一 。

　　（一）参与与脱嵌：超越范式

　　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参与和脱嵌是指其成员在传统范式封闭系统的基础上，能够超越这一系统进行科研活动的新型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使他们既积极参与新兴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又能在必要时跳出（脱嵌于）传统范式的束缚。在这一过程中，交叉学科的内涵与边界不断得到重塑和扩展，知识得以在科研活动中不断产出，并从常规学科共同体流向交叉学科共同体，进而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中，实现学科的社会化。同时，科研产出以及社会公共领域的新知识也向共同体内部汇聚，实现社会问题的学科化。交叉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参与行为根植于常规学科共同体的学科范式。在共同体中，个体的积极参与是维系其存在的基石，包括行为层面的投入和深层次的情感归属。成员间的协作、共同行动与规范遵循，增强了信任与集体认同感，这种参与既展现成员权力，也维护了程序正义，稳固了共同体。其中，高度参与性显著见于地缘、血缘紧密，习俗、语言统一或组织结构稳定的传统共同体。常规学科共同体与之类似，其成员遵循公认模式与概念体系，既有致力于集体科研行为的投入，包括共同理论、方法与学术交流，也有围绕学科范式的情感投入，包括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学科信仰和热情等。这种高度参与性维护了常规学科共同体的稳定，成为交叉学科共同体成员科研活动的起点。常规学科共同体的稳定架构、坚定信仰、丰富知识体系、学术资源积累、合法性认同及其学术网络核心地位，共同构成了交叉学科发展的基石 。

　　交叉学科共同体成员又脱嵌于常规范式，基于前沿领域和复杂问题形成一种新型参与模式，即对传统共同体的“脱离”，脱离原有的身份、行为、环境、思想或文化。这种“脱离”源于社会共同体，人们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逐渐摆脱原生家庭和乡村的束缚，展现出更高的流动性、专业性，以及时空分离的特质，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共同体，以理性为基石，致力于非个人的事业，并展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与传统共同体的私人性形成鲜明对比。现代社会这两种共同体并存，使人们得以在传统与“脱离”之间穿梭，基于各种问题、利益和关系，形成或松散短暂或紧密持久的联结。与之类似，新科技革命下，交叉学科与社会变迁紧密交织，交叉学科活动超越常规学科范式的界限，共同体成员形成了新的参与行为，展现出对常规范式的脱嵌行为，以更开放的态度重塑共同体，使得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动态、多元、创新、实用和非个人中心、长距离交叉的特点。跨学科研究者在常规学科、交叉学科以及社会之间灵活转换，进入范式又超越范式，在参与与脱嵌的过程中，交叉学科共同体逐渐生长，在建构从常规学科到交叉学科、再到社会的学科社会化路径和与之相反的社会科学化路径的过程中，交叉学科发展壮大 。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超越学术网络

　　高语境和低语境是霍尔（E.T. Hall）提出的一组关于不同文化交流模式的概念。学术网络中的知识交流受学科文化历史和情境影响，形成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常规学科共同体依赖高语境，这源自常规范式不断积累的高语境知识；交叉学科共同体的跨学科文化融合与灵活而松散耦合的学术网络，使其既依托常规学科的高语境知识，又超越常规学科的高语境知识，并在偏向低语境知识的同时，实现低语境知识与高语境知识（来自常规学科）并行发展与相互交织。

　　常规学科文化深厚、背景共享，形成高语境知识交流文化；交叉学科文化多元融合、背景各异，形成低语境与高语境并行的知识交流文化。高语境文化源于稳定交际环境，深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计划性强，重传统权威，交际信息隐于情境而非交际语言，编码和显性传输的信息少，成员紧密且数量多。相反，低语境文化个性独立，责任分散，组织协调能力弱，交际信息的创造直接通过语言表达，信息直露，能够用清晰的编码信息补充语境中缺失的信息，冲突易测，常见于变革社会。此外，路斯迪格（M. W. Lustig）等人还认为高语境文化反应很少外露，圈内外有别，高承诺，时间高度灵活化；低语境文化则反应外露，圈内外灵活，低承诺，时间高度组织化。常规学科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源自长期稳定的学术环境，深受学术部落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大量核心知识内隐于范式成熟的情境中，尤其是研究涉及文化、社会背景，需结合具体环境理解。在共同的学术价值观和研究方法下，众多的学术社团和权威专家圈子构成了关系紧密，知识交流频繁、高效、深入的学术网络。交叉学科与低语境文化相似，交叉学科共同体处于学科范式变革之际，学术网络相对松散、开放和多元，具有批判性、动态性、创新性及技术与社会需求驱动的特点。研究者学科背景多元，研究范式与视角各异，面临知识间不可通约性的挑战。因此在交叉学科共同体中，为促进成员间的深入交流，前期需要大量的低语境知识，采取直接、明确的沟通方式，以消弭理解鸿沟，确保跨领域知识传递的准确性与效率。因此，交叉学科前期发展常依托于常规学科高语境知识的深厚积累与丰富资源。交叉学科共同体在解码高语境知识、发展低语境知识的过程中，进行跨学科的重新组合和构建，超越常规学科的知识边界，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因此，交叉学科的学术网络经历了高语境知识交流与低语境知识交流并行，并不断相互转化的发展过程 。

　　（三）自然性与理性：超越“集体行动的逻辑”

　　常规学科共同体拥有相对稳定的学科伦理道德，而交叉学科共同体超越“集体行动的逻辑”，形成了自然性与理性的动态平衡和科学权威的松散耦合，在多元与包容上突破常规学科伦理规范传统和学术传统，展现出新的精神属性。

　　第一，交叉学科共同体的自然性与理性是范式改造和社会需求双重逻辑上的动态平衡统一体。在滕尼斯的理论中，自然性主导传统社会，构建有机共同体，以自然关系与内在精神为基孕育信念伦理。而现代社会，理性为核心，通过契约、商业等联结利益团体，形成理性、机械的社会结构，推动责任伦理发展。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频繁以共同体讨论学术、学问和学者问题，他定义的学术共同体是相对于宗教或教派而言的学者团体。归属于宗教和教派是无条件的皈依、是理知的牺牲，而在学术范围内，真正的学者具有信念伦理的态度，学者只有平实和理知诚实，才能真正地属于科学共同体。与信念伦理相对，韦伯指出责任伦理强调效率与责任并重。这是由于现代祛魅与理性化促使人们追求“形式合理性”，行为合理在于目标达成效率，而非终极价值观。在交叉学科共同体中，多数情况下成员首先是在理性层面关注需求和公共利益，其次又在自然性上有机地展现出信念伦理。由此，在范式改造和社会需求双重逻辑的驱动下，交叉学科共同体超越“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更加开放灵活、批判多元的学术互动中，展现出根据具体研究情境和社会需求不断调整自然性与理性的动态平衡 。

　　第二，由于自然性与理性动态的“利益组合”和不稳固的科学权威，交叉学科共同体成为一种松散耦合的组织。一方面，成员基于兴趣、创新追求与社会需要而聚集，另一方面，交叉学科共同体成员也要理性计算各种可能的机会、责任与风险。自然性和理性规范了利益的两种形式，构建了一个既遵循内在规律又适应现代需求的学术生态。于是，在交叉学科内生长的“学科共同体”是一种松散耦合机制，成员的研究成果没有集成度，很难收敛为权威理论，科学权威也远未建制化。除了需要遵循学科内部的规范外，还需特别关注跨学科合作中的伦理问题，如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归属与分享，需要在不同学科的伦理规范之间进行协商和融合，处理不同学科间的伦理冲突等，形成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伦理规范体系 。

　　五、建构交叉学科共同体

　　交叉学科共同体是学科交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新科技革命酝酿新一轮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国家战略需求加速了这一进程，学科前沿交叉迅速向交叉学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二级学院的交叉学科共同体、学院下设的二级交叉学科共同体、交叉研究院或学者自组织的学科交叉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或是有组织的次级共同体，具有常规学科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或是自组织的初级共同体，成员间联系松散，以自由探索为主。为了推进交叉学科的突破性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学这样的科学组织应该更加关注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建构。如前文所述，在对常规学科依赖和超越常规学科共同体的矛盾统一中，交叉学科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不断拓展，被再认识、再重塑，从而在实践层面形成兼具范式参与与脱嵌、高语境与低语境转换、自然性和理性动态平衡的松散耦合模式。基于交叉学科共同体发展规律的一般认识，在有组织次级共同体和自组织初级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上，大学需要建构有利于范式转变、弥补知识交流语境差、平衡多元价值和多方利益有机结合的交叉学科共同体 。

　　（一）开放包容的范式参与与生成

　　交叉学科发展既需要常规学科范式，又需要不断打破常规学科范式，既参与旧范式，又寻求建立新范式。因此，以开放、包容为导向，且与常规学科保持紧密联系，对交叉学科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新科技革命和复杂工业社会的需求，无论是从科学内部对外辐射的学科社会化，还是社会情境向科学内部渗透的社会学科化，不同交叉学科共同体建构路径都需要注重问题解决，并以知识整合为导向创新范式。第一，构建跨学科知识地图、案例库及解决方案中心，促进交叉学科范式的知识体系建设。知识地图直观展示学科脉络，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跨学科研究案例库，高效精准整合知识，定制化应对复杂问题。第二，构建跨学科协同网络和跨学科研究项目快速响应机制，促进交叉学科范式的学术平台建设。跨学科协同网络超越学科界限，整合专家、企业家、政策制定者等多方资源，促进问题发现、定义、分析和解决的全链条合作。跨学科研究项目快速响应机制则可以促进资源迅速到位和精准对接，有利于交叉学科共同体成果的产出与应用。第三，设立前沿交叉领域的“跨界孵化器”，促进交叉学科范式的产学研模式建设。“跨界孵化器”聚焦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的新兴领域，如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等，提供资金、场地、技术和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通过加速技术原型开发和商业模式探索，推动前沿成果的产业化进程。第四，实施跨学科人才“旋转门”计划，促进交叉学科范式的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围绕问题进行轮转或短期交流，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合作，强化跨学科教育实践，培养具备跨学科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

　　交叉学科的成熟往往以稳定共同体的形成、新范式的生成为标志，虽然共同体的建构在一些范式要素上依赖常规学科的支持，但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交叉学科共同体应该更加开放和包容，围绕研究问题推动去中心化的学术网络建设，通过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促进前沿交叉学科和基础学科之间的深度对话与合作 。

　　（二）学术网络的批判性与专业化

　　学术网络的知识交流是学术研究的基石，知识的提升和声誉的树立都必然依赖交流。而跨学科交往基础在于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其强调互动者共享知识、信念与想象力，通过交流构建共通语言体系，促进知识跨界融合，将外部知识内化于自身对学科的理解中。常规学科学术网络知识交流的特点在于其资源的大规模性、关系网络的复杂性、数据的动态实时性、特定领域的专业针对性及搜索和交流的高效便捷性。交叉学科，特别是自组织学科交叉共同体学术网络初呈混沌，随共同体的成熟而步入正轨，其知识交流既承继常规学术网络特质，又独具开放多元、创新驱动、实用导向之优势，展现更强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动态弹性，促进了跨学科共同体成长 。

　　第一，整合常规学术网络优势。高校应构建大规模跨学科资源库，实现资源指数级增长；在关键交叉领域创办特色期刊，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实验室，完善跨学科项目资助制度。第二，构建多元的知识生态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从校内到校外再到国际的跨学科数据共享平台、知识图谱构建工具、学术交流社区和交叉研究成果的联合发布制度等多个组成部分，通过反思和批判进行知识的深度互动，打破数据孤岛和知识壁垒。第三，对接社会应用与知识创新。构建社会应用接口与实践平台，通过与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合作，推动研究成果向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转化。设立双向流动机制，在社会需求反馈学术研究的同时，实施“知识外交”策略，利用跨学科论坛、媒体、网络等渠道加速新范式形成与传播，共同引领新科技革命浪潮。第四，促进语境融合与知识共享。低语境与高语境并行的知识交流文化使得交叉学科有必要采用双轨策略优化语境融合，促进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共享和相互认同。高语境领域强化学术画像与师徒制，加速知识传承；低语境领域注重知识转化与实证研究，构建分级知识库并辅以跨学科培训，提升知识生产效能 。

　　（三）学科伦理道德的社会化

　　交叉学科共同体超越了常规学科“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束缚，然而其学科伦理道德信念的确立和道德行为的实践还需要复杂而长期的社会化过程，需要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企业、政府和成员等的共同努力。

　　第一，建立跨学科伦理研究中心，汇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新兴学科交叉领域的伦理挑战，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通过案例教学、模拟实验和伦理辩论等互动方式，增强学生解决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第二，将伦理道德规范融入学科交叉科研项目管理和评价体系。特别是在科研项目评价中，除了考虑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还应突出伦理价值考量，鼓励科研人员注重伦理责任和社会影响。第三，加强与社会和市场的互动，搭建跨学科、跨行业的交流平台。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伦理原则融入色情av和经营管理中，为交叉学科伦理道德的社会化提供产业实践案例 。

  (转载自：大学与学科)